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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在中國天主教史上，包括南京、蘇州、上海等地在內的“長三角”是傳教士較早進入的地區，由此早在明末清初時期拉丁文、葡萄牙文、法文等外文文獻中就出現了“南京教區”這個宗教地理區域概念。也因此，天主教信仰在此區域特別是太湖流域內已有近400年的傳播曆史。近代上海開埠後，以上海為中心含括江蘇、安徽兩省的“江南教區”逐漸形成，與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江南”多有重合。“江南教區”後又在民國時期逐漸分化為南京、上海、安慶、蚌埠、蕪湖、徐州等不同大小的教區，當時分別由不同國籍的耶穌會負責教務管理。

江南教區地圖

蘇州天主教史中的“網船教友”

長久以來，長三角地區特別是太湖流域因其水係發達、漁業資源豐富，擁有數量眾多的漁民。而在江南天主教史的記載中，漁民也是天主教信眾的重要群體來源，他們在教會史文獻中被稱作“網船教友”。這些“網船教友”活動在上海周邊蘇州、無錫等地的水係網絡中，借助便捷的水上交通，將自己的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融為了一體。

而其實，漁民並非早期來華耶穌會傳教士關注的重點人群，比如在作為明清來華傳教士較早開拓的地區之一的蘇州。利瑪竇（1552—1610）可以說是在此活動的第一位傳教士。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第一次進京未果的利瑪竇南下來到蘇州。他找到住在蘇州附近丹陽的瞿汝夔（字太素，1549—？），此時的瞿氏與利瑪竇相熟甚久，且已受洗入教。利瑪竇於是請他協助在蘇州開辟寓所。利瑪竇此舉雖未成功實施，但是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會院”。此處所謂“會院”，大意是指耶穌會傳教士在某地設立的留居處所，以為其在當地及周邊地區的傳教中心。

清初時期，又有潘國光（1607—1671）、賈誼睦（1603—1662）兩位耶穌會傳教士在蘇州城內通關坊大街上建造了一座教堂。天主教在蘇州地區的早期發展，主要依靠當地大家族的支持和維護，傳教士選擇蘇州作為重點地區，也有對此地地理位置優越、經濟興盛、交通便利等條件的考慮。這和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華時，以城市為中心的傳教方式不無關係。而漁民並不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大多居住在水麵上的漁船中以及遠離城市靠近河湖的漁村。

隨著天主教在蘇州地區的教務發展，各種信眾群體也逐漸形成。在這些宗教社群中，尤以城內居民信眾形成的各種信仰團體為主。即便是雍正朝開始的“禁教”時期，蘇州地區的天主教信仰依然沒有中斷。但到了晚清時期，特別是在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下，蘇州城內富家多逃難至上海，各家財產損失嚴重，信眾人數也隨之大減。不過此時清廷也在逐漸弛禁天主教，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傳教士也能較為公開地前往蘇州等地活動了。同治八年（1869），在法國領事幹涉下，當時江南教區的郎懷仁主教與上海兵備道應寶時辦理交還堂產事宜，結果是在蘇州設立了“北街公堂”。

北街成立天主教公堂後，又分設三個平信徒善會，分別是：聖母會、若瑟會、伯多祿會。根據《蘇州教務考略》一載，這三個不同的善會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聖母會的主要成員為蘇州城內的富戶舊家，也有為官的，大約一百多人，各家族信教曆史悠久；若瑟會主要由無錫、常州等地手工業者移民組成，人數約有一百三十餘名，多是彼時新近信奉天主教的；而伯多祿會的成員是蘇州城的“快船幫”，約有二百七十餘人，他們的快船停泊在蘇州城內或城附近之處，有在城西三十裏滸墅關的，也有在城北三十裏黃棣的。可見，以水運和漁業為生活來源的“快船幫”群體，在當時蘇州天主教信眾群體中人數相對眾多。而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時局變動下，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了極大影響。

1931年漁民信眾搖船匯聚至佘山朝聖（張若穀《圖畫時報》1931年第754期）

1944年蘇州“網船教友”的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

晚清時期的蘇州天主教漁民信眾主要在楊家橋天主堂參加宗教活動。楊家橋天主堂也稱“聖母七苦堂”，位於蘇州閶門外，是蘇州地區建築最為華麗壯觀的天主教堂，所轄信眾差不多全是漁民，1944年時約有五千名堂區信眾人數。這座奉“聖母七苦”為主保的天主堂建成於1894年，之所以興建是因此處漁民信眾人數的增加，之所以能夠建成也多出於這些漁民信眾的合力所為。

1944年時正值楊家橋天主堂50周年的慶典。此時的蘇州總鐸區轄有吳縣、吳江、昆山、太倉和嘉定小半縣的地麵，共分楊家橋、黎裏、昆山、陸家浜、張涇、罟裏村、常熟、大墅橋、鹿苑和直屬總鐸管轄的蘇州本城的十個本堂區。除了陸家浜、張涇有副本堂神父助理，蘇州有原中學有理學神父外，其餘都屬一位神父管理，總計有信眾二萬四千七百餘名。除了一萬餘名岸上信眾，其餘都是像耶穌的宗徒伯多祿（拉丁文Petrus，英語Peter）一樣捕魚為業，俗稱“網船教友”。

2020年1月修繕中的蘇州楊家橋天主堂內景,整體院落具有園林色彩（筆者攝於2020年1月7日）

這些漁民天主教信眾信仰虔誠，即便是在捕魚作業的時候也“到處佩著一大串的聖牌十字，到處高聲朗誦著各式經文，誰都不怕外教人譏笑”，遇有宗教節日時他們涉水“來到本堂，爭先恐後的辦神工，領聖體。早上望彌撒，晚上年公堂夜課，都是非常擁擠。聖母亭前，聖心像前，若瑟像前，三三兩兩，扶老攜小，常來叩頭跪拜。婦女如此，男子也如此；老年人如此，少年人也如此”（《蘇州總鐸區的網船教友》）。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依舊通過以上宗教生活保存信仰虔誠。

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個天主教信仰群體受教育狀況在他們信仰表現形式上所呈現出的特殊。“網船教友”大多生活困難，受教育程度不高，“講到教育，他們中也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幾位神父，也有在徐匯中學肄業過的學生，更有不少陸家浜、張涇小學畢業的學生。所以某位神父來過瞻禮，聽到了他們能唱追思大禮彌撒和聖體降福，他很稀奇，以為網船教友居然也能唱經，並且唱得不差。但他們中大多數不過經言學校畢業，他們能夠念全堂響的已亡日課、謝天主經、受難始末、新問答等一切經文”。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戰事影響，在“米珠薪桂”生活難於維持的情況之下，漁民天主教信眾的新生代，受教育的程度也趨於降低，很少再如他們的父輩那樣對經文多有接觸。

在日常社會生活上，這些作為勞動階層“網船教友”的經濟狀況稱不上富裕，在抗戰期間生活更為艱苦。“勤儉的漁民，雖然對於日常生活，隻要做得動，沒有災患疾病，可以處之裕如。但一遇到婚喪喜事，小兒上學，那就很艱難了。上學的膳宿費，隻收每天八合米的代價。富的網船有著油亮亮的大小船隻，但哪裏及到岸上人家場角上的一條牛，一部牛車，一堆稻，或一堆麥呢？”相較其他岸上職業的勞動群體，漁民除了財產積累難之外，還要麵臨其他意外因素，“漁民的苦，苦在不能積蓄。五鬥米放在船上，就有充公的危險。幾件整齊的衣服，就有被搶劫的憂患。存放一二萬鈔票，抄出就要倒黴”，為了改變自身經濟條件，“現在若幹漁民，也有買田的。但岸上人種到船上人的田，算進了便宜貨，不肯還相當的租價。漁民受到了欺負，論千論萬的票子被詐去，大魚大蟹，送人家享用，毫無一些保障，真是言之心痛”。雖然處境艱難，為了生存，漁民仍舊必須開船到江河中捕魚，到市鎮上賣魚。積蓄不多，苦處不少。

經濟生活的貧苦和艱難，並未減弱他們宗教生活的熱情。在教會史文獻中，這些漁民信眾在貢獻財物建設教堂、校舍、募捐上都很積極，有過於“岸上教友”。這種宗教虔誠和熱情無疑支持了抗日戰爭時期天主教在當地的生存和發展。無怪乎有教會人士在彼時記載說：“所以我們在這上無津貼、費用浩繁的年頭，教務得繼續進行，實靠著他們的慷慨。”

應當注意到，漁民天主信眾的宗教生活是有組織的社會化行為。在科層結構上，“會長”、“領班員”是各團體的領袖人物。各地漁民信眾組成了不同的宗教善會，比如在陸家浜（現昆山境內）的所有“網船教友“，共分為四會：在陸家浜附近捕魚的一千人為雅各伯會；在安亭、南翔一帶的一千人為安德肋會；在甪澤、張浦一帶的為多默會；在巴城、周墅一帶的為伯多祿會。每會各設正副會長三四人，會長下麵分設一二十位領班員。這些領班員的多少，要看各會人員數量的多少而定。比如，昆山的若瑟會在青浦有二十多多條船，設有三位領班員，而在朱家角的船少，隻有一位領班員。通過這種組織架構，本堂神父的意誌經由各會會長、各個領班員傳達下去。如此這般，每隻船上無論是家務還是教務，一切情形都由各會長領班員向本堂神父轉述請示。這也就解釋了以下現象產生的原因：“數千網船教友，平時分散數百裏之外，神父卻能管理他們，能知道他們的行為，能判斷他們的曲直，逢到會期聚船，能知道某隻船的不到。”

按照宗教社會學的觀點，隨著宗教群體規模的擴大，各方麵的協調日益複雜，作為社會組織的天主教不可避免的出現“科層製”。不過天主教會的科層製在“網船教友”中體現了地方化處境的特色。漁民群體傳統上就有行業幫會的形式，以維係互相之間的利益，解決與其他社會群體的衝突，協調內部矛盾。而天主教的科層製與漁民群體的社會組織形式相結合，不僅在宗教生活上也在社會生活上都保證了這個群體的穩定。

根據《蘇州總鐸區的網船教友》一文的介紹，彼時蘇州地區約十分之七的網船屬於天主教漁民信眾，在漁業市場上勢力頗大，但在做生意上組織不多。因而遇到一些的大的宗教節期如複活節、聖誕節時，各個會口的網船多會停止營業，魚市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有著濃厚的宗教因素介入。在子女教育上，漁民天主教徒的子女多由教會提供教育，學習經文；在婚姻上，他們為子女定親很早，“神父們三令五申的勸諭，他們別的都肯接受，隻有這條命令不肯接受，他們的理由，以為小兒年紀大了，是極難攀親”。很顯然，地方婚俗又與天主教教理在婚姻上的指導產生了衝突和調和。

宗教因素在“網船教友”婚姻生活上的介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①結婚年齡的要求，“若二十歲以外的姑娘，還沒有出嫁，要受到本堂神父的嚴重申斥”；②婚禮消費的節約，“昆山船小盤四百元，大盤六百元。婚配時男家為新娘當做棉襖、夾襖、綢裙、綢褲，和一套出客襯裏短衫褲。男家假使寬裕而多備些，是許可的，但女家越格的要求，是不準的。他處或以衣服為標準，或以米為標準，大同小異”；③婚姻與宗教義理考察，“婚配前至少二會期，當報告本堂神父注冊考道理，否則必得罰款”，以此來堅固他們對天主教婚配聖事相關教理教義的認知；④婚禮與宗教禮儀的結合，“至於婚配後過船禮，各處都有不同。但是向船上所供聖像跪拜，向公婆叩頭，由媒人親族授受包裹嫁妝，是一律的”。神職人員對漁民信眾婚姻生活的指導，宗教本質上是出於天主教教理的要求，實際操作上則包括了宗教教義與當地民俗的融合。這既保證了宗教信仰的虔誠，也規範了社會習俗中的婚姻行為，且對革除舊習俗中的陋習亦有益處，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這種融合也體現在普通信眾的喪禮之上。“了人，孝，著白，吃豆腐，與岸上沒有什麽分別。他們的墳地，喜歡買在山上。蘇州白毛澗山上，常熟虞山上，都有他們的墳地。現在出進不便，所以當地買墳地下葬的，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為亡者祈求，他們總喜熱鬧。全夜的通功已亡，全堂彩的追思彌撒，……。不過這些禮節，必須等到在會期時舉行，所以本堂神父每有一時難於接受之慨。”（以上引文參見《蘇州總鐸區的網船教友》）

透過以上梳理，可見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因素滲透到蘇州地區“網船教友”生活的各個方麵，影響到了他們社會組織結構、教育、婚姻等，在一些風俗習慣上則體現出教義教理以及宗教禮儀與本地風俗的融合。

抗日戰爭時期青浦地區“網船教友”的社會生活

前文考察了1944年蘇州地區“網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會生活之大概，雖已涉及日本侵略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但具體情況並不明晰。1946年的《聖心報》有一篇文章，題名為《座談會：抗戰八年中網船教友的生活》，參照此文，或可還原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周邊地區“網船教友”生活的實際情形。此次“座談會”召開地點為“江蘇青浦縣泰來橋”，訪問日期為民國三十四年（1945）12月27日，講述者為泰來橋12名“網船教友”，列席者為《聖心報》主任司鐸（也即神父）、泰來橋本堂司鐸。根據教會史料，時任《聖心報》主編應為王昌祉神父，而泰來橋本堂神父或為朱似蘭。

青浦泰來橋天主堂於1927年奠基，此處年長信眾以前也多以打魚為業（筆者攝於2019年12月14日）

“座談會”源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天主教信眾所過的第一次聖誕瞻禮，《聖心報》主任來此幫忙目睹2000餘名漁民信眾的熱心情形，因而想請他們講述下八年抗戰中的生活狀況。

第一位講述者名為潘福興。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漁民天主教徒的生活也跟著國家命運一起發生動蕩。據潘福興講述，隨著日軍侵略腳步加快，他們被迫逃離居住地，在逃難路上，又遇到國民黨軍隊征用漁船。在周莊躲了一陣後，轉到重固恢複漁業生產，作為“天主教辦事人”的潘福興和他的“教友”們，又受到漢奸組織的欺壓和盤剝，讓他們捐錢來養活500多人。可見，抗日戰爭期間的漁民遭受到來自各種勢力的壓迫。

第二位講述者吳康成的經曆則更為慘痛。1937年10月戰事正緊時，他本在青浦白鶴港捕蟹，同行20多隻漁船被國軍征用運兵到昆山，日軍隨後帶著小鋼炮追趕，正好國軍已上岸。日軍隨後征用他們的船隻運送了3000多名敵兵擺渡過吳淞江。當天晚間國軍不知前線情形，自西麵坐船而來，全被日軍殺，場麵慘烈。日軍又強拉20多名漁民做壯丁。吳康成沒被拉去，但是其68歲的父親被拉去扛米。一天一夜後放回，其父在船上待過一天後即“力盡而”。戰事的興起直接影響到漁民的生產和生活，作為普通國民也無可避免的卷入了戰爭的漩渦。

第三位講述者戴保田不是漁民，但是以船替人家運米來謀生的。1937年時，他在角裏遇到一名醉了酒的日本兵。日本兵攔住他，強說他是“支那兵”，裝彈上槍作勢要打他。戴保田無路可逃，隻得依靠宗教信念發“痛悔”等候被槍斃。幸而一名日軍軍官叫停了醉酒日兵。戴保田回到船上，嚇得神誌不清，於是賣掉船，轉移至徐家匯居住。不過兩年後，錢用完了，他又不得不返回鄉裏重操舊業。

第四位講述者周信成捕魚抓蟹為生。1937年戰事緊張時，正是蟹汛時期，周信成借了三百元在某處河港抓蟹，10月4日他不得不棄網而逃。10月6日逃至天仙湖，路上遇到金山縣公安隊長硬要登船讓他載他們至角裏，後又要他送至金澤、吳江。幸而青浦某漁行老板從中周旋，讓公安隊另乘他船離去。10月26日周信成回到泰來橋時，蟹汛已經過了。1938年他至浙江裝鯉魚行至烏鎮，適遇日軍轟炸，被逃散的國軍搶去不少鯉魚，行至嘉興又被日軍搶去四蒲鯉魚。因日軍的侵略，“網船教友”的漁業生產遭到了嚴重破壞。

第五位講述人沈文平則控訴了日軍亂殺無辜以及漢奸的醜惡嘴臉。1937年10月間，沈文平在崧澤村一帶運送國軍，被日軍飛機發現用機關槍掃射，他的叔父被射。1938年3月底，他外出捕魚時，被日軍抓住毒打，幸有“良民證”獲釋。另有一次在白鶴港，他遇到日軍圍攻遊擊隊，幸而自身獲得平安。不過，他也目睹了日本兵慘無人道地戳了幾名無“良民證”的普通“教友”。然而，更可惡的是漢奸的狠毒。沈文平因捕魚與人發生矛盾，被誣“通遊擊隊”，還被吃“漢奸飯”的重固商會會長“敲竹杠”敲去4萬元，幾乎破產。

透過沈文平的講述，可以看見普通中國老百姓在日軍侵略、漢奸壓榨下的艱難時日。而對於這些“網船教友”來說，天主教信仰是支撐他們度過艱難時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六位講述者潘保祿，1937年9月底替福鑫公司裝運60箱香煙至杭州。途中在馬橋、泗涇一帶遇到日軍飛機轟炸、掃射，在泰來橋又遇到從鬆江方向來的敵兵，被搶去兩箱香煙。敵兵問他們青浦城裏有多少國軍，他們謊稱說有“很多”，日軍由此害怕退回鬆江。潘保祿和其他漁民信眾最終將剩餘的58箱香煙運至杭州，被稱讚“照良心做事，不但不乘著亂事把貨物吞沒，並且冒險如約送到”。潘保祿他們在杭州躲了兩個月後，又回到角裏。

“網船教友”的謀生手段使得其生活具有很強的流動，他們直接卻被動地參與到戰爭當中，這種困境也是中國老百姓遭受日本侵略下的生動寫照。

第七位講述者吳金順1937年9月行船至昆山時，不僅遇到日軍飛機轟炸，還遇到在竹園中放槍給敵機作暗號的漢奸。10月間，吳金順妻子攜幾名家人搖小船至徐家匯避難。他則帶著另一些家人分散開來，但在路上遇到國軍散兵強令他搖船送至昆山。家人最後離散一月有餘才得團聚，而他在抗戰八年中遇到了多次敲詐和土匪搶劫，期間還被誣稱遊擊隊遭到日本兵拘禁，在淪陷期間吃了不少官司。抗戰勝利後，河港出入往來自由，也就不用遭這些冤枉了。

最後一位講述的吳文保則大概敘述了泰來橋地方“網船教友”的宗教生活特別是“大瞻禮”，除一次“清鄉掃蕩”外，基本能夠平安舉行。但在日常生活問題上則遇到較大困難。他舉例說日軍殘酷搜刮軍米，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1945年夏季時需要十幾斤甚至二十斤魚換一鬥米，而抗戰勝利後，三斤魚即可換一鬥米。

本堂神父最後總結道，泰來橋的“網船教友”在八年抗戰期間，大概尚能保持宗教上的熱心以及善良風化，多少受到日軍與日偽組織的壓迫和騷擾，“清鄉掃蕩”時期尤為嚴重。

通過這一口述史料，我們可以看見日本侵略時期戰事帶給“網船教友”生活和生產上的負麵影響。他們經受的苦難，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縮影。

結語

自明末清初，以耶穌會士利瑪竇為首的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開展了較大規模的傳教活動。蘇州、上海等地，是他們較早開拓傳教事業的地區。雖曆經雍乾時期的“禁教”政策，經過數百年的傳承和積澱，天主教信仰在此地區也有著堅實的信眾基礎。清末，清廷再次弛禁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傳教活動的再次發展。在蘇滬地區天主教史中，“網船教友”是重要的信仰群體構成，亦成為天主教傳統在中國處境本土化的一個典範的天主教信仰社群。

本文重點考察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周邊地區“網船教友”的宗教生活和社會生活，透視了中國社會遭逢重大變故時，天主教教會信仰傳統與中國本地處境相融合的細微情況。同時，也試圖通過呈現一些少為人關注的曆史資料，還原抗日戰爭時期“網船教友”作為普通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以此了解這些個體在國家危難時的生存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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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熊豐

校對：欒夢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新聞報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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